記住這個曾經(jīng)沒有名字的“沂蒙母親”吧。

前幾天，中央黨校校委委員謝春濤在課堂上講起了她。她出生在沂蒙山區(qū)貧窮的王家，打小沒取名兒，19歲時被父母嫁給了于家。直到1938年，年屆半百的她因為要填花名冊，才有了真正屬于自己的名字——一個干部跟她講：“你是夫家用兩斗谷子的彩禮換來的，就叫王換于吧。”

就是這個差點成為無名氏的王換于，抗戰(zhàn)時創(chuàng)辦托兒所撫養(yǎng)了好多八路軍的孩子，最多的時候有幾十個，大的七八歲，小的出生才幾天。她讓兩個兒媳奶水先喂烈士遺孤，“萬一咱們的孩子餓死了，還可以再生，烈士的遺孤如果餓死了，烈士就絕了后”。就這樣，烈士們的孩子保住了，而她的親孫子、親孫女餓死了四個。

1989年，王換于老人走了，享年101歲。我想，她的墓志銘也許不需要沉思翰藻，刻上三個字已炳如日星：仁者壽!

毛澤東說過，我們共產(chǎn)黨人好比種子，人民好比土地?；赝@片“土地”，總是那么的無私、那么的溫暖、那么的石赤不奪。即便是風(fēng)瀟雨晦之時，或者云迷霧鎖之際，也對“種子”默默守望，就像那首民謠所唱：最后一碗米，當(dāng)軍糧;最后一塊布，做軍裝;最后一件棉襖，蓋在擔(dān)架上;最后一個兒子，送到戰(zhàn)場上……

你看，那是一株“映山紅”的守望。電影《閃閃的紅星》里的潘冬子，人物原型是井岡山上的女青年聶槐妝。當(dāng)時，紅軍在深山，最缺的是鹽，50多個傷員需要用它來清洗傷口。聶槐妝就把鹽用水化開浸在夾衣里，晾干后穿在身上，通過了敵人的嚴(yán)密盤查，把鹽衣送到了紅軍手里。就這樣，一次，兩次……第五次時被敵人識破，但她始終不肯說出紅軍的下落，壯烈犧牲。年僅21歲的她，被戰(zhàn)士們喚作“最美的映山紅”。

“蓮花一枝槍”，也在寒夜里閃光。大革命失敗后，蓮花縣農(nóng)民自衛(wèi)軍60枝槍被繳去了59枝，只剩下賀國慶的一枝“俄國造”。他把槍拆成了三部分，槍身藏于祠堂的神牌中，槍機放到龍山巖，子彈埋在風(fēng)尾樹下，后來又整個塞進鄰縣的薯窖……父親因此被敵人活活燒死，弟弟因此家破人亡。1928年春，以此槍為基礎(chǔ)組建了“蓮花赤衛(wèi)隊”。這，就是毛澤東在《井岡山的斗爭》一文中盛贊的“蓮花一枝槍”。

來，致敬那挺拔的“十七棵松”吧。青松依舊在，不見兒郎歸。那是長征前夕，瑞金華屋村的17名青壯年加入了紅軍。他們相約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，祈愿革命成功后一起重回故里。然而，勇士們再也沒有歸來……鄉(xiāng)親們根本不相信他們會全部戰(zhàn)死，總覺得有一天他們會回來，就給每棵松都釘上寫有他們姓名的小木牌，守護了一年又一年。這17棵松，因此有了一個好聽的名字：“信念樹”。

哦，那是池煜華在唱<<啊呀來>>吧?啊呀來/要我唱歌那個難/我心中想你就打寒顫/喊我等你就等你/不知不覺就等了幾十年……江西興國縣的池煜華，新婚第三天丈夫就去長征了。從此，她每天都站在門口，望著遠方，一遍遍唱<<啊呀來>>。七十年的守候，七十年的辛勞——“守好家，多為紅軍做事情”，為了丈夫的囑托無怨無悔。2005年，這個“最癡情的歌者”，抱著結(jié)婚時丈夫給她買的那面鏡子，永遠停止了歌唱。

是的，沒有什么能夠阻擋大地對“種子”的守望。沙家店戰(zhàn)役期間，陜北佳縣縣委書記張俊賢就向中央比類此志：佳縣人民每日一餐，省出兩餐供解放軍，再加全縣種子糧;如不夠用，殺全部羊;還不夠，寧可宰掉耕牛也要保證解放軍吃飽。這，是多深的情感啊。有此，大地所育，必木欣欣以向榮，禾茂茂而朝陽!

習(xí)近平總書記鮮明地指出：“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根本政治立場，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(qū)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(biāo)志。黨與人民風(fēng)雨同舟、生死與共，始終保持血肉聯(lián)系，是黨戰(zhàn)勝一切困難和風(fēng)險的根本保證，正所謂‘得眾則得國，失眾則失國’”。由是在想，我們每一位黨員都應(yīng)該捫心自問：大地守望，饋我們以食糧——“是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們，沒有延安就沒有新中國”，我們是不是也該晨兢夕厲，

做一粒飽滿、向上、有力量的種子?!

[作者李宜航，系中央黨校“習(xí)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”理論研修班(第1期)學(xué)員，羊城晚報報業(yè)集團黨委委員、管委會副主任，羊城晚報社副社長]?